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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抗韩福地:长沙贺龙体育馆!你知道多少?

2017-04-14作者:admin来源:未知169次阅读

  此时,中韩之间的一场足球比赛,引起广泛关注,被视为中韩的和平战争,赛前,价格被炒到数倍的观赛球票,仍然一票难求。此时,中韩之间的一场足球比赛,引起广泛关注,被视为中韩的和平战争,赛前,价格被炒到数倍的观赛球票,仍然一票难求。

  赛后,国足主帅里皮携本场比赛最佳球员曾诚参加赛后发布会,里皮点评本场比赛打进唯一进球的于大宝时说,于大宝在同一块场地总进球,说明这里是他的福地。里皮还进一步说,中国队在长沙贺龙体育馆踢了9场比赛,5胜4平,证明这里也是中国国足的福地。

  贺龙体育馆原址在“山塘冲”(又名“五马奔槽”)。1950年,长沙市规划这一区域为体育运动场所,1952年建成体育场的雏形,1959—1960年增建田径场、足球场及看台,名为“湖南省劳动人民体育场”;1985年10月在“长沙市体育场”基础上进行扩建,1987年10月10日落成,更名为“贺龙体育馆”。

  作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他曾经说过一句让人闻之落泪的话:“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11月,任命贺龙担任了新组建的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职,之所以会选择贺龙,是因为贺龙的一生与体育有着不解之缘。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于湖南省西北部一个偏僻的集镇——桑植县洪家关。贺龙的父亲贺士道以务农为业,兼做裁缝,一家9口人,生活相当。贺龙排行老四,上有3个姐姐,下有2个妹妹1个弟弟。1903年,贺龙被父亲送进本族私塾读书。然而,生性不羁的贺龙常常向塾师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于背书却毫无兴趣,塾师为此常常贺龙。不久,贺龙便辍学回家了,这年,他刚过13岁。

  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是“武术之乡”,贺龙的爷爷贺良仕便是一名武庠生,人称衡山公。他看孙子贺龙读书不成,就决定教孙子学习武术。爷爷去世后,贺龙又拜堂叔贺士远为师。

  在洪家关,每天早晚时分或者农闲时分,都会有不少人在一起技艺。每逢这个时候,贺龙总是一声不响地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观看大人们的一招一式,等没有人的时候,他便模仿着大人操拳的套,纵跳腾挪,挥拳踢腿,提气,舞刀举锁,直练得浑身汗淋淋才。

  为了练好武功,贺龙常常是废寝忘食,简直到了的地步。一天晚上,贺龙从睡梦中突然醒来。屋外明亮的月光,让贺龙以为天亮了,他慌忙穿好衣服,一小跑,挨家挨户叫醒小伙伴们,一起去练武。大家练了很久之后,天还没有亮,抬头一看,一轮明月高挂天空。小伙伴笑着对贺龙说:“晋代的祖逖‘闻鸡起舞’,咱们是没闻鸡,也起舞了。”为提高武艺,贺龙不怕山高远,经常饿着肚子,跑到离家十几里远的樵子湾,让那里有经验的武术艺人给自己指点迷津,为此,在来回的山上,他不知摔过多少跤。

  1914年春,洪家关从外地请来了一位姓周的武师,按洪家关的习俗,师傅初来收徒,必须先摆擂台,一是让即将报名的徒弟知道师傅的功底,二是师傅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考考徒弟的武艺。

  擂台比武开始了,第一个上场的是位姓屈的青年,他的武功在洪家关算得上第一流的,但上场没几个回合,就被周师傅摔倒在地了。之后几个上场的,也只几个会合就被在地。在周师傅与他人交手时,贺龙蹲在一旁,看得很仔细,他发现周师傅有个绝招:每当对方猛冲过来时,他总是虚晃一下身体,借着对方的冲力,来个“顺手牵羊”,由于周师傅站得稳,所以能频频将对方摔倒。贺龙认真研究后,认为避开对方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才有获胜的可能。

  贺龙做好准备后,就纵身一跃上了擂台,双手抱拳施礼。在场的人看过了之前几场比试,此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贺龙。二人互相交手后,一招一式,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不分高低。周师傅一看,这个年轻人出手快,步伐活,站桩稳,拳精通,不可小视,不使“绝招”恐怕难分胜负。于是,周师傅一个纵步向前,旋即碎步后退,欲诱贺龙猛力进招。贺龙察觉到对方要变招了,瞬间突然变式,身子一蹲,使对方抓空,然后飞起左脚一扫,伸手一推,周师傅猝不及防,“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全场顿时响起一片叫好声。周师傅非但不生气,反而称赞贺龙身手不凡,是洪家关的“武状元”。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贺龙辗转来到上海找到了。中央研究后,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但贺龙执意要回湖南,打算再拉一支部队继续战斗。他秘密潜回老家洪家关,很快又拉起了一支红军武装,并开辟了湘西根据地。

  在频繁的反“围剿”战争中,身为红二军军长的贺龙总要抽出空闲时间习武,他还号召广大红军战士“练好身子,战胜敌人”,教他们学习武术,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爬山、武装越障碍等军体活动。他指出,红军开展各项体育活动不仅是为了活跃部队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培养指战员的乐观主义,锻炼强健的体魄,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他经常对红军干部说:“要教育战士努力锻炼身体,身体不练好,打仗怎么行!”为此,贺龙让部队走到哪里就练到哪里,晴天在室外徒手操、持枪操、爬山打猎;雨天就在室内开展跳桌子、跳板凳、拳击、摔跤等活动。

  后来,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还办了一所随营学校,是营、连、排3级干部,贺龙要求随营学校的军体训练要从游击战争的特点出发,学习内容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以武术、射击、游泳、骑马、登山、爬树等活动为主。在训练要求上,要提倡“快”和“巧”,他甚至部队从站队到吃完饭只能用5分钟,并自己身体力行,端起饭碗,狼吞虎咽,吃饱就走。刚开始时,不少埋怨军体训练搞得太多,搞得人腰痛腿肿得受不了,吃饭给的时间太短了,吃不饱。为此,贺龙严肃地说:“我们是打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这就要求红军体魄强壮,腿子硬棒,苦练才能练出一副适应游击战的钢筋铁骨。”就是因为平时训练多,在反“围剿”战争中,贺龙率领的红军经常东奔西袭急行军,有时一夜要走100多公里,在各种恶劣的中打了很多的胜仗。

  在湘西根据地,一生酷爱体育运动的贺龙,亲手组建了一支“战斗篮球队”,贺龙认为:在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中,篮球运动是一项激烈的竞技项目,是体魄、意志、战术、技术的综合应用。因此,他特别喜爱篮球,在队伍中积极提倡开展打篮球运动。刚开始时,篮球队常常受到比赛场地的,贺龙就风趣地对大家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没有场地自己搞嘛!”他带领大家一齐动手,一下子就平整了4个篮球场,还就地取材伐树锯木做成了球架和篮板,用大楠竹弯成圆圈,固定在篮板上,一个个篮球场就这样建好了。

  此后,贺龙一有时间就与队员们一起打球,为了能打好球,他们还经常举行,研究改进思想作风和技术、战术上的不足之处。他常对球队队员说,打球就如同打仗,一要讲战斗作风过硬,敢争敢抢,不畏强,不轻弱;二要讲团结战斗,配合默契,不能各打各的;三要讲究战术,训练要有计划,比赛要有方案,攻要攻得进,防要防得稳,掌握比赛主动权。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发出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号召,时任八军第一二〇师师长的贺龙与他率领的全体官兵积极响应,并很快恢复了湘西红军时代创建的“战斗篮球队”。球队队员们每到一地,不仅打球,而且通过打球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扩大八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刚接防绥德时,由于的长期宣传,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八军有许多。为了消除当地人的,扩大、八军的影响,驳倒的宣传,旅长就约定由一二〇师的“战斗篮球队”与绥德师范学校队打一场比赛,球赛场地就安排在绥德师范学校内。消息传出,全城轰动。比赛时,球场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观众。师范学校球队身着统一整齐的鲜艳运动服,“战斗篮球队”虽然没有鲜艳的运动服,但却衣着整齐,他们在赛前先很有礼貌地向观众招手。比赛中,“战斗篮球队”的队员打得积极主动,有章有法,同时又不以强凌弱,而且尊重裁判,尊重对方。最终,“战斗篮球队”以108:15的悬殊比分赢了对方,比赛结束后,“战斗篮球队”的队员们主动与对方握手。这一切群众都看在眼里,他们交口称赞:“八军不仅技术高超,而且球风,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

  从此,“战斗篮球队”名扬全解放区,为抗日军民所赞誉。这支篮球队曾两次去延安参加比赛,受到和的亲切,赞扬他们:“你们在贺师长领导下,一面打仗,一面开展体育运动,这很好。”完球队队员后,还派人送来了自己亲笔题词的锦旗,“球场健儿,沙场勇士”几个字。“战斗篮球队”由此成了全军学习的榜样,贺龙领导的一二〇师被全军誉为“三好部队”,即仗打得好、球打得好、戏演得好。从此,“贺老总爱打球,喜欢体育运动”的佳话,在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中流传开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决定组成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员会和西南军区,由、、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为西南军员会,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

  1951年,全国举行男女篮球、排球比赛,结果西南军区除女排得了个第四名之外,其他3个球队都是倒数第二名。一生酷爱体育的贺龙得知此事后,十分焦虑。他与商量后,于1951年9月成立了西南区体工队,这也是解放后全国成立的最早的一个专业体工队。为了办好体工队,贺龙从各行各业选拔一批体育,并从上海请来几位解放前的体坛名将充任教练,他还顶着压力起用了曾经在中央军校担任过教官的林绍洲为田径教练。在贺龙看来,只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又有真才实学的人都可以重用。从此,西南区的体育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不少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

  1952年9月的一天,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从打电话给在重庆西南军区任司令员的贺龙,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团中央已经写信给,你担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喜爱体育事业。贺龙一听也十分高兴,为了稳妥保险,他又给写了一封信,请求出任体委主任一职。11月,根据贺龙的请求,任命贺龙兼任中华人民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上任后,经过调查研究,贺龙发现旧中国留下的体育场馆寥寥无几,在偌大的城,仅有1937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于是,决定在修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他先派人在天坛东侧找了一块空地,自己又给时任市副市长的万里打电话,请万里负责筹建。随后,贺龙又调来曾经参与修建重庆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作。在设计过程中,贺龙亲自审查图纸,就连馆内使用的沙发、茶几的样式,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施工期间,贺龙还经常到工地上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查看施工进度。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1955年4月,体育馆最终落成。

  1958年初,贺龙专门就创办《体育报》的事宜向进行请示。6月下旬,获得中央的批准后,他又亲自请为《体育报》题写了报头,还请题了词。此后,《体育报》就成了贺龙必读的。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新体育》和《中国体育》(英文刊物)也先后创办。

  国家体委成立初期,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几乎每个体育项目都既缺少教练员,又缺少优秀的运动员。为此,贺龙力排众议,不拘一格,大胆选用了一批优秀的教练员、运动员,此外,贺龙还吸引了很多海外的体育人才回来报效祖国。

  经积极努力,1954年前后,国家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相继组建起来。在运动员的管理上,贺龙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这样才能够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并提出了“三从”原则,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加上“大运动量训练”,最终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贺龙又进一步提出了“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

  后来,贺龙发现全国人民对中国篮、排、足三大球水平落后的现状非常关心,便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感,发誓要把三大球的水平搞上去,并说:“我们一定要扭转我国体育落后的局面,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我看不到三大球翻身,死不瞑目!”他运用乒乓球、羽毛球的成功经验,精心指导部署三大球的训练工作,还特别主张学习外国的经验。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国家体委邀请了保加利亚体育代表队来华访问,这期间,中国男篮与保加利亚篮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当时,保加利亚篮球队是欧洲的冠军队,并获得过奥运会男篮比赛项目的第四名,该队中锋米尔契夫是世界著名高手,人称“巴尔干雄鹰”。贺龙的次女贺晓明后来回忆说:“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而父亲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心里装着的都是这场比赛,于是,就来到中国男子篮球队的驻地,找到教练员陈文彬和张子沛。父亲见面就问,明天的比赛准备怎么打,两位教练没想到体委主任深夜造访,不免有些紧张,互相推让对方先谈。父亲便笑着说,你们都不讲,拿不出作战方案,我们就在这里坐到天亮。几句话,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接着,他又掏出香烟给大家抽,并声明这烟里没有尼古丁的。经他这么调节气氛后,两位教练都无拘无束地发言了,最后,父亲还谈了他的想法。他中国队采用‘三英战吕布’的战术,搞‘小个子打大个子’的战法,场上的5个人要当7个人用,对强手要敢打敢拼,不对手,不但要守得住,还要攻得下,能攻善守,打好这场球。”

  在贺龙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体育战线累累,发展喜人,贺龙对新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可以说,他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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